在网络时代流行一种新的论点叫“西方伪史论”，所谓的新观点可谓五花八门。否则如何能将其称之为世纪大瓜呢？从现有的势态看未来还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肯定精彩不断。与其在茶余饭后，去看中国足球，还真不如看“伪史论”的博弈来得精彩。
要说明白整套“伪史论”不容易，毕竟其现在还在发展中，但可以看一看其前世今生，及一些重要节点，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吃瓜。
首先最早出现的“伪史论”并不是“西方伪史论”而是“中国伪史论”，在清代中后期，大约是1820年左右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经提出：“中国无真正历史，只有时代轮回”。其后到新文化运动前后，也有传闻说鲁迅也提出：“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都是假的”。还不止上述，更重量级的在1952年，毛主席特意购买了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《二十四史》，之后，便开始了漫长的阅读生涯。经过二十四年的阅读批注，他也认为《二十四史》大半是假。
其中在1990年-2008年之间，“中国伪史论”达到了高峰。原因有二，其一，这是海外留学生大量回国的时段，在改革开放前，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凤毛麟角，而且也术业有专攻，所以虽然彼时海外已经有相对完整的“中国伪史论”体系，但接触到的深究的毕竟有限。而在改革开放后，80年代和90年代的留学生日渐增多，涉及到的行业和学术也越发广众，所以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也相对多，其中自然也包括“中国伪史论”。
“中国伪史论”曾有过的最高峰，是认为中国明代中叶以前的历史全部是“伪”，连中国的农历也是西方人编写的。直到2010年以后，开始在中国出现：“西史辩伪”，针对一些切实的问题，向西方的历史也提出质疑。发展到最近，出现了第一次官方身份的人员在公开场合，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真实性。这也没啥，科学就是容许质疑的，不容许质疑的神学。当然“西史辩伪”中有真有假，有的是真的去辩伪，有的是打着辩伪的旗号去带“私货”。因此无论是否认同“西史辩伪”，有不少的人还是习惯性的称之为“西方伪史论”。
“伪史论”的历史过程，大致如上。如果要科学的吃这个瓜，首先一些前提是得先确定一下的，否则就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没有标准。首先看一个文明的的历史，笔者认为，主要通过以下五个途径来判断，分别是：人口，建筑，历法，小件文物，及哲学观。为什么说是这五个方向来进行判断？实际上需要判断的因素非常多，而上述的五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，下面就逐一说一下这个五个判断的因由。
人口：一个区域的人口众寡，代表着这个区域的基本生产力，和社会稳定性。如果一个月区域的基本生产力不足，食物供给就会成为这个区域的人口限制的重要瓶颈。如果一个区域的人口能够稳步增长，也就意味着该区域生产力在历史长河中是一直在增长的。除了基本生产力，外社会的动荡也会让该区域的人口锐减，但如果基础生产力存在的话，动荡结束后人口数量也会回升到原来的水平。
建筑：除了人口意外，建筑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，毕竟古代能流传下来的大部分物质都体现在建筑上。在建筑的功能，规模，装饰，和位置上就能判断一个区域内人员的文明程度。因为其需要大量的数学，力学，材料科学，人力分配等基础学科。这可以理解成为是这个区域内的文明，对应用科学的表现。
历法：如果说建筑是应用科学的表现，那么历法就是古文明理论科学的最高体现。现在可查的历法，大概分三个类型，分别是纪年历，天文历，和物侯厉。其中又以天文历和物侯历最体现科学。我们知道科学基本源于观测和总结，天文历代表对天体的观测而得到，而物侯历则是对物侯现象观测而总结出来的。天文历的代表包括恒星历，太阳历，太阴历，其分别是根据恒星回归年，太阳回归年，和塑望月作为时间定点。而物侯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农历了。
小件文物：文物有很多种，这里也分主要分为，既定文物和新现文物。所谓的既定文物就是已经被发掘并且已经确认其真伪，新现文物是指刚发掘出来未完全确认的文物。既定文物，有真伪，但无论真伪都有价值，只是作用方向不一样而已。新现文物，就要看其发掘现场，有没有做地层可鉴别，有没有做化学鉴定。还要看其出土时是否符合地质变迁。
国际考古学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高大上，最初的时候，是在大航海时代，西方殖民者去发掘其它国家的古文明，其目标也不是后来说的为了去证明历史发展，其最初目的只是通过历史年代定位来为这些“搜刮物”或“掠夺物”提供更好的市场估价。比如某某爵士，在亚洲某个地区发现一件古物，并带回某不列颠，并且他证明出该古物的稀有性，他就等于持有一件珍贵的有价商品。他可以拍卖这件商品去获得财富，也可以通过赠予给一些类似博物馆之类的机构来换取名声。而这里说的稀有性，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些古物的历史，比如此物来自远古，出自某某名人，或者出自某某事件。至今国外依然有很多私人拥有文物，还有很多职业的寻宝猎人。
哲学观：这一范畴就更大，有包括社会性，学术性，自然科学性的。有人说“科学”一词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。这显然是在偷换概念。毕竟“科学”一词，其实是一个组合词，在中国古代，就有对“科”（《孟子•尽心下》：夫子之设科也，往者不追，来者不距。）和“学”（《墨子•修身》：士虽有学，而行为本焉。|《庄子•天下》：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|《韩非子•显学》：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）。另外，对自然界观测，这些在古中国很早就有，前面说的物侯历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诸子百家各自也有属于自己的哲学观。比如在《大学》中的开篇就有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得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。这就是一种很显然易见的哲学观。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，当学术发生相互冲突时，判断其中哪个是有更高权重，主要看三个方面。这三个方面就是，哪个解释得更清晰，哪个适用于更多的群体，哪个更简洁没多多余的沉余。
说完这个五个分辨点，再回过头来看两次历史上的转折。第一次是发生在新文化运动到建国初期。此时，类似胡适和鲁迅，这些在民间呼声很高的学者，都对中国历史表现出不太认可的作为。反观类似于郭沫若这些民间口碑不太好的学者，却有另一番作为。前者通常引用一些书籍上的观点，配上一些简单的逻辑思考，来对中国古历史进行各种质疑和否定。后者通过考古来对中国古代进行论证。那时候的考古和西方同时期的考古不一样，不以掠夺文物作为考古目标，更多以学术论证。
在此后，中国很多学者纷纷通过考古来证明中国古代历史，直至今日，其中也获得了很多震撼性的突破。比如兵马俑的发掘，南越王墓的发掘，马王堆的发掘，三星堆的发掘，等等。
但到了2000年之后，又有了新的转折。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内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国人出国的次数和质量都明显更多了，于是大家接触到国外历史遗迹和文物的机会也多。大家开始思考，很多以前西方国家用来否定中国考古成果的理由，用在西方国家自己身上，似乎也行得通。加上一部分本身就对历史有兴趣的高端玩家介入，整个事情就变得戏剧性了。
在这些高端玩家的观点类，确实很多突破性，比如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，类似古中国中的士农工商比例，进而推导粮食问题。又比如提出一些地理问题，包括地形变动，地层断代。还有类似文化问题，比如孤点证据，僵态文字等等。当这些观点一出，以及西方国家考古的起源，瞬间让人反向质疑西方历史了。
现在这个瓜还越种越大，各路豪强都在不停博弈，赚足眼球。令我也怀疑，未来会不会出现一种辩伪经济。
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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